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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自：转自：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
作 者：黄群慧 贺俊
发表于 《学习与探索》CNKI单篇优先2019-7-29
摘要
与发达国家不同，当前中国的工业化进程，一方面要完成自己的工业化进程，推进工业化从工业化后期向后工业化转变；另一方面，这个工业化的过程又是工业化和信息化、智能化融合发展的过程，是在新工业革命加速拓展的背景下实现的工业化｡因此，未来30年是中国深化工业化进程、实现工业现代化的关键时期｡未来中国的工业化是在新一轮工业革命加速拓展的背景下展开的，新的技术经济范式对我国的工业化推进方式和配套政策都提出了不同的要求｡中国当前制造业下滑过快、服务业占比上升过快的“过快去工业化”倾向，应当引起政府和学界的高度重视，防止“过早去工业化”是未来中国深化工业化需要解决的紧迫问题｡从技术突破、产业组织结构变革和各国产业政策部署的最新趋势看，作为最主要的通用技术和使能技术，5G和人工智能的加快突破及其大规模的商业化应用已经成为中国工业化和参与国际竞争的主战场｡为了更好地适应新技术经济范式的要求，产业政策的体系、重点和实施方式必须适时进行调整｡
关键词：工业化；新工业革命；通用技术；产业政策；未来30年
与另一方面，这个工业化的过程又是工业化和信息化、智能化融合发展的过程，是在新工业革命加速拓展的背景下实现的工业化｡
这个双重叠加的任务要求我们在工业化战略中一定要牢牢把握两方面原则，一是必须遏制中国出现“过早去工业化”倾向，保持制造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合理占比，防止制造业比重过快下降；二是抓住新工业革命提供的战略机遇，实现工业化和信息化、智能化融合的新型工业化，通过抢占5G和人工智能等新工业革命制高点深化工业化｡因此，未来30年是中国深化工业化进程、实现工业现代化的关键时期｡
从历史上看，科技和产业发展的一个重要表现形式是“革命”｡人类历史上曾经发生过多次科技和产业革命，学术界大体上有两到三次科学革命、三到六次技术和产业革命等不同分类｡1983年，英国经济学家佩蕾丝按照技术经济范式的转变，将1771年以来的技术和产业革命划分为五次，即早期机械时代、蒸汽机与铁路时代、钢铁与电力时代、石油与汽车时代和信息与通信时代｡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后，在发达国家纷纷推进“再工业化”背景下，越来越多的人认为世界在经历第一次工业革命带来的蒸汽时代、第二次工业革命带来的电力时代后，进入了第三次工业革命带来的信息时代｡德国则从工业化阶段入手，将信息时代细分为基于信息技术的自动化阶段和基于物理信息系统的智能化阶段，形成从工业1.0到工业4.0的四次工业革命分类｡无论如何划分，学界达成的基本共识是：20世纪下半叶以来，以信息化和工业化融合为基本特征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一直在孕育发展｡从技术经济范式角度分析，这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至少已显现出以下特征（黄群慧，2016）[2]｡
一是以信息技术的突破性应用为主导驱动社会生产力变革｡20世纪90年代以来，计算机芯片处理技术、数据存储技术、网络通信技术和分析计算技术获得重大突破，以计算机、互联网、移动通信和大数据为主要标志的信息技术、信息产品和信息获取处理方法呈指数级增长，并在社会经济中广泛运用，与现实生活深度融合，由此带来诸如电子商务、智能制造、工业互联网等生产生活方式的革命性变革｡与此同时，能源技术、材料技术和生物技术等创新也取得程度不同的突破性进展，以信息技术为核心共同构成新一代高新技术群，为社会生产力革命性发展奠定了技术基础｡
二是以信息（数据）为核心投入要素提高社会经济运行效率｡人类的社会活动与信息（数据）的产生、采集、传输、分析、利用直接相关｡随着信息技术的突破发展，云计算、大数据、互联网、物联网、个人电脑、移动终端、可穿戴设备、传感器及各种形式的软件等信息基础设施不断完善，在“云（云计算）+网（互联网）+端（智能终端）”的信息传导模式下，信息（数据）逐步成为社会生产活动的独立投入产出要素，而且可以借助数字物理系统等大幅提高边际效率，成为决定社会经济运行效率、促进可持续发展以及提升现代化水平的关键因素｡信息基础设施的重要价值正日益凸显｡
三是以智能制造为先导构造现代产业体系｡现代产业体系创新发展的主要驱动力来自制造业发展，而制造业发展又可以为其他领域提供通用技术手段，推动技术创新｡伴随芯片技术的突破发展、互联网设施的发展完善、传感器价廉量大的供给和先进制造技术的日臻完善，智能制造产业作为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先导迅速发展，支持和带动了智慧农业、智慧城市、智能交通、智能电网、智能物流和智能家居等各个领域的发展｡智能制造依靠数据、软件等核心要素投入，以工业互联网为支撑，以电子商务为平台，促进了信息技术与实体经济的融合，加快了对传统产业的改造，推动三次产业在融合发展中逐步转型升级，形成具有更高生产率的现代产业体系｡
我国作为发展中大国，新一轮科技和产业革命意味着工业化和信息化的融合，而对发达国家则是再工业化与信息化的融合｡新工业革命对于我国工业化进程而言，是一次重大历史性机遇｡从经济增长理论角度看，由于新工业革命提高了劳动力、资本等生产要素的素质，将有可能极大地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进而为经济增长带来新动能｡即使从总需求看，由于新工业革命的发展需要，大数据、云技术、互联网、物联网、智能终端等新一代基础设施的巨大投资需求，也会直接提高经济增长速度｡进一步看，由于新产业革命下分工协作方式发生了巨大变化，信息不对称程度降低，柔性生产、共享经济、网络协同和众包合作等分工协作方式日益普及，在保证规模经济源泉的基础上，又极大地拓展了范围经济，挖掘了经济增长的新源泉｡可以说，新产业革命塑造的世界经济发展新动能已经初露端倪，未来更是潜力巨大｡我国已经步入工业化后期，正处于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而新工业革命催发了大量的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和新模式，为我国产业从低端走向中高端奠定了技术经济基础和指明了发展方向，为我国科学制定产业发展战略、加快转型升级、增强发展主动权提供了重要机遇｡与以前积贫积弱国情不同，我国综合国力已居世界前列，已经形成了完备的产业体系和庞大的制造基础，成为全球制造业第一大国，具有了抓住这次科技和产业革命历史性机遇的产业基础条件｡同时，我国具有规模超大、需求多样的国内市场，也为新一轮科技和产业革命提供了广阔的需求空间｡近年来，我国电子商务取得快速发展，增速远远超越其他发达国家，就得益于这样的市场优势｡因此，面对新一轮科技和产业革命，我国可以乘势而上，抢抓机遇，推进工业化和信息化的深度融合，实现跨越式发展｡
一是5G网络是构筑万物互联的基础设施｡5G移动通信技术提供了前所未有的用户体验和物联网连接能力，将大大拓展信息消费空间，提升制造业生产效率和服务业创新效率｡5G网络将成为未来现代化产业体系最重要的基础设施｡
二是5G应用可以加速一国产业结构变革和产业组织结构的重构｡未来，5G与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虚拟增强现实等技术的深度融合，将形成万物的网络结构，成为各行各业数字化转型的驱动力力量｡5G将为用户提供超高清视频、新一代社交网络、浸入式游戏等新的消费体验｡此外，5G将支持海量的机器通信，以车联网、智慧城市、智能家居等为代表的物联网应用场景与移动通信深度融合｡更重要的是，5G还将以其超高可靠性、超低时延的卓越性能促进多种类型的垂直行业应用｡总体上看，5G及其商业应用将成为创新、创业的重要基础设施和土壤，助推制造强国和网络强国建设，使新一代移动通信成为引领国家数字化转型的最重要的通用技术｡
未来5G及其商业应用将成为中国经济增长重要新动能｡根据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的预测，5G的发展将直接带来网络运营、通信设备以及信息平台和应用的快速增长，进而直接拉动国民经济增长，并通过技术扩散和应用带动关联产业的发展，从而间接拉动国民经济发展｡根据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的测算，到2020年，估计5G网络建设初期电信运营商的网络设备支出将直接形成约920亿元的GDP｡到2025年，主要来自于用户购买移动终端、流量消费及各类信息服务的5G支出预计拉动国民经济约1.1万亿元，对当年经济增长的贡献为3.2%｡到2030年，主要来自于用户购买移动互联网信息服务的支出、各垂直行业的网络设备投资和流量消费支出等，对国民经济的直接贡献将达到2.9万亿元，对GDP的贡献率将达到5.8%（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2018）[3]｡
围绕我国深化工业化进程、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制造强国的目标，未来我国要围绕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来构建我国的发展战略和政策体系，具体至少要从以下三个方面着力｡
二是在政策设计时根据不同的政策工具的优缺点进行灵活组合｡目前我国的产业政策存在过度依赖税收优惠和财政补贴的问题｡而事实上，每一项政策工具都有其优势和局限｡例如，税收优惠可以降低政府对企业创新活动的信息要求，但税收优惠通常是与企业的研发支出挂钩，所以税收优惠会激励企业更多地把资源投向可测度的研发支出方面，而不能保证企业的创新效果和研发效率；财政补贴可以解决税收优惠的激励扭曲问题，但补贴对政府的创新识别能力和企业的道德风险都有很高的要求；市场化程度更高的产业基金可以一定程度上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但由于参与产业基金的私人资本要求最高的投资回报，因此产业基金不能有效促进投资周期长、投资风险大的通用技术和共性技术投资｡基于此，合理的产业政策体系一定是一个能够有效发挥不同政策工具互补性的政策组合｡
三是加快部署与战略性前沿技术、通用技术和共性技术的技术经济要求相适应的科技设施和机构｡随着我国产业结构的日益完备和技术水平向国际前沿的逼近，旨在促进产业发展的公共政策资源应当更多地配置到公共服务体系建设，而不是税收优惠和财政补贴｡创新驱动导向的公共服务体系主要包括科技基础设施、共性技术研发服务和技术扩散服务三个组成部分｡其中，构成科技基础设施核心的国家实验室，其主要功能是围绕国家重大科技和产业发展使命，依靠跨学科、大协作和高强度资金支持开展战略性研究｡共性技术由于既不属于典型的科学，也不属于典型的技术，因此常常成为科学向技术转化的“死亡之谷”，共性技术服务机构的功能正是解决竞争前技术，即共性技术的供给不足问题｡如果说国家实验室和共性技术研发机构的主要作用是向产业提供战略性技术和共性技术，技术扩散服务体系的作用则主要是促进已经形成的先进适用技术（主要是工艺技术）向广大企业的扩散和应用（贺俊，2017）[5]｡
四是努力弥补我国在公共科技服务体系建设方面存在的不足｡这方面不足主要表现在科技服务体系的特定主体和功能缺失｡例如，目前我国的国家实验室主要依托于高校，国家实验室缺乏相对独立的组织结构和人员，这使得国家实验室实际上成为高校学科建设的平台，任务导向型、战略性的前沿技术研究主体在中国的创新体系中名存实无｡在共性技术研发方面，2002年前后开始实施的科研院所改制使得中国国家层面的共性技术研发机构从有到无｡因此，“中国制造2025”提出的建设一批制造业创新中心，应能够采用兼顾公益性和效率性的治理体系，切实发挥共性技术研发和供给的功能｡除了提供战略性前沿技术和共性技术的服务外，公共服务体系还应当承担促进技术扩散的功能｡而后者恰恰是我国产业创新体系的空白，也是近年来我国工业生产效率出现下降的重要原因｡建议通过建设“制造业创新网络”、进行中小企业技术咨询师和管理顾问认证等做法，为中小企业提供质量管理、现场管理、流程优化等方面的咨询与培训，从生产工艺而不是生产装备的层面切实提高我国的生产制造水平和效率｡
参考文献
[1]黄群慧：《改革开放40年中国的产业发展与工业化进程》,《中国工业经济》2018年第9期｡
[2]黄群慧：《从新一轮科技革命看培育供给侧新动能》,《人民日报》2016年5月23日｡
[3]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5G经济社会影响白皮书》2018年版｡
[4]谭铁牛：《人工智能的历史、现状和未来》,《求是》2019年第4期｡
[5]贺俊：《产业政策批判之再批判与“设计得当”的产业政策》,《学习与探索》2017年第2期｡
[6]Mark Purdy and Paul Daugherty, Why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s the Future Of Growth, https://www.accenture.com, 2017.
[7]帕尔马：《去工业化、“过早去工业化”与荷兰病》,王豪译,史蒂文、杜尔劳夫、劳伦斯、布鲁姆：《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第二版）,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16年版。